糊紙盒的奶奶

　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蒙城縣城關居委會總會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副業，如繡花、糊紙盒、縫紉、竹編等等手工活。這些手工勞動大部分是沒有車間的，一般是干活的人將半成品拿回去在自己家中完成，然后在規定時間內交活。這樣的工作主要分給一些沒有正式工作的家庭主婦，讓她們掙些碎錢貼補家用。

　　東南圓的紙盒奶奶，就是當年家庭婦女大軍中的一員。

　　紙盒奶奶姓蔣，住在老屋二進右邊廂房，她臉盤圓潤，沉靜，很有氣質。我住進老屋時，她五十來歲的樣子，永遠都是齊耳短發，發質稍帶自然卷，干凈簡單的對襟布衫，那恬淡靜美的神情，至今回憶起來，仍有幾分民國女子的味道。

　　奶奶是外地人，她的丈夫瘦高帥氣，一副書生模樣。兩夫妻都是從外地落戶到蒙城的，政府分給他們家兩間房作為私宅安頓。

　　聽老屋的阿春說，奶奶過去是大家閨秀，裹過小腳，沒有工作，以前爺爺沒有生病時，一家人靠爺爺的工資生活，小日子也是滋潤的。后來爺爺生病，日子拮據，為了給爺爺治病，奶奶賣掉了隔壁一間老宅。再后來，奶奶在居委會找了份糊紙盒的活，在老屋二進的廳堂內搭起木板臺，一邊糊紙盒，一邊照顧爺爺。

　　糊紙盒是為了生計。那年代，糊紙盒的收入是很低的，但奶奶別無選擇，只能白天黑夜地糊，一分錢一分錢地賺。夏天，在廳堂糊紙盒，偶爾會有弄堂風穿過，可以避暑。最艱苦的是冬天，寒風擋都擋不住，二進的廳堂幽深陰冷，奶奶除了雙手長滿了凍瘡，臉頰上也長起凍瘡，即使是帶著帽子圍巾，圓圓的臉上還是兩坨凍瘡紅，一直到來年春暖花開才會慢慢褪去。

　　爺爺得的是不治之癥，我到老屋的頭兩年，還能見到爺爺在天井里曬太陽看書，面色蠟黃蠟黃的，文弱得緊。沒多久就不能行走，開始臥床治病。小時候，幫著蔣奶奶一起糊紙盒時，我曾闖進他們的臥室。臥室的光線是暗的，爺爺正臥床，見我進來，側著身子，邊咳嗽邊招呼我。我站在爺爺面前，呆呆地看著他瘦如枯竭、風燭殘年的樣子，后來被聞訊找來的家人一把將我從房間里拖了出來，告訴我，以后不準進蔣奶奶家的房間。當時不明所以，后來才知道，家人是不讓我到不干凈的地方，擔心被傳染。

　　我還是會經常去蔣奶奶那，并開始稱呼她為紙盒奶奶。從奶奶門屋進來穿過兩個天井，還有一個后門，紙盒奶奶家的側墻邊就是后門，后門繞出去是大街。弟弟妹妹每次來奶奶家時，都會纏著我一起玩躲迷藏，游戲規則是以后門為界，不能出了后門。弟弟妹妹躲來躲去，特別喜歡躲在紙盒奶奶家，用堆成小山的紙盒打掩護。紙盒奶奶也很樂意地讓我們串進串出，有時看我著急，會笑瞇瞇地一邊糊紙盒，一邊朝弟弟妹妹躲藏的角落打個眼神暗示我，讓我去找。

　　紙盒奶奶是喜歡孩子的，遺憾的是，她和丈夫膝下無子，也不知道兩人中是誰的問題。以前聽院里的人說，她曾經抱養過一個女兒，只是養女長大后對養父母的感情不深，極少來看望。紙盒奶奶也不強求。

　　紙盒奶奶不像老屋里的其他居民那樣，喜歡嘮嗑不停，她似乎融入不到大家的閑聊中去，始終一個人沉靜地生火做飯，一個人默默地糊紙盒。紙盒爺爺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就走了，走的時候，棺材就放在老屋二進的過道上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棺材。老人們都喜歡鬼神化，說人死后，陰氣重，會有魂魄回來。白天，老屋的住戶路過已是膽戰心驚，到了夜晚更是毛骨悚然。其實現在回憶起來，人們所害怕的不是裝死人的棺材，而是我們自己制造出來的恐懼。

　　不久，糊紙盒的木板臺面又架了起來，紙盒奶奶又重新開始糊紙盒。紙盒爺爺走后，原本安靜的紙盒奶奶就更安靜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時候，她摔了一跤，摔壞了腿。居委會的人開始隔三差五來的送來半成品的紙盒模子，隔段時間再來收成品。我閑著沒事也會去幫奶奶糊紙盒，完全將糊紙盒當成一件趣事，每當我完成了一件紙盒，奶奶也都不用修修補補檢查驗收。紙盒奶奶與我交流的話并不多，只是經常會停下手中的活小憩一下，怔怔地看著我，笑笑，又繼續干活。

　　老屋再熱鬧，紙盒奶奶都是安靜的。我離紙盒奶奶靠一把高凳，兩手撐著移步地生活在老屋。記不清過了多少時日，當我再想起去看望她時，已是空空過道，過道里曾經布滿紙盒和漿糊的味兒，在空氣里散得一干二凈。(王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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